一、教育与文化传播媒体
教育是人类文化得以传播和延续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就是文化在施教者和受教者之间的传播传递过程。教育过程中的文化传递需要借助一定载体或媒体。近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使文化传递可以依托的媒体和载体层出不穷并且功能强大。而媒体技术本身在教育过程中并不是处于消极被动地位，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施教者和受教者的思维观念、行为习惯和知识禀赋。因此，反思总结并抽象概括出不同媒体时代的关键特征和文化特质，对于提升教育工作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媒体的独有特性和显著优势
对新媒体（New Media）的理解无论是在传播学界还是传媒业界都尚未形成共识，其关键原因在于“新”是与“传统”或“旧”相对而言的，所以对新媒体的认识理解也是与时俱进、动态发展的。正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所言：广播相对报纸来说是新媒体，电视相对广播来说是新媒体，网络相对电视来说是新媒体……新媒体不会也不可能终止在某一固定的媒体形态上。
因此，这里所指的“新”不能机械肤浅地理解为“新近出现”之意，否则诸如网络上“拍卖额头作为广告媒体”这样的闹剧也可以归入新媒体之列。
由于尚无统一共识，而今日许多媒体机构都乐于将一些产品贴上“新媒体”的标签，甚至学界也存在将数字媒体的某种表现形式（如博客）当作新媒体的现象，这不过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观点。 [④]那么，以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关键特性究竟是什么？只有深入到当今时代层出不穷的媒体形态或表现形式内部相对稳定的核心层面时，才可能切中肯綮，抽象概括出新媒体的本质特征。
（一）分众传播：新媒体的独有特性
从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与接受者的关系来看，媒体传播可以分为人际传播、大众传播、分众传播三种方式，它们在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相继出现。
人际传播是个体对个体的传播。从文字发明以前的口耳相传，到科技高度发达时代的点对点通信（如手机通话），都可算做是人际传播。远古时期依赖语言的人际传播显然无法脱离说话人而存在，因此也无法实现异时异地的传播。而文字的发明突破了这一时空限制，使得人类真正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播的关键特性在于点对面的单向传播。在这种传播模式中的受众基本上只能被动地接受信息，而信息的传播权力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从根本上讲这只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传播”。进入新媒体时代后，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高度发达，使得“多点对多点”的分众传播成为现实。美国著名杂志《连线》（Online）将新媒体定义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Communications for all, by all.）”，虽然有人批评说这更像一句口号而非定义，然而这确实抓住了新媒体的独有特性，因而被广泛认可、广为引用。
（二）交互传播：新媒体的显著优势
区别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在交互性上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新媒体在帮助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实时交互方面更加便捷高效，例如借助即时通讯工具的语音视频通话就可以轻松方便地让相隔万里的两人实现深度交流沟通；新媒体能够实现人与媒体之间的深度交互，即所谓的“人机交互”，例如功能强大的搜索引擎可以帮助用户在海量信息中快速准确地获取有用信息，这也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
此外，诸如虚拟性、匿名性、信息海量性、超时空性、超媒体性等也能反映新媒体某些方面的特点，但是较之分众性和交互性来说不够独特，优势不够明显，或者已包含于分众性和交互性。
三、玛格丽特?米德的“三喻”文化思想述评
人类利用媒体传播的是信息，而信息具有文化的秉性，所以媒体传播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传递过程。对人类文化传递的研究成果中有一种理论影响广泛而深远，这就是声誉卓著的美国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三喻”文化思想。
米德将文化区分成三种不同类型，即前喻文化（Postfigurative Cultures）、并喻文化（CofigurativeCultures）和后喻文化（Prefigurative Cultures）。在前喻文化中，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权威来自过去；在并喻文化中，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权威来自同辈楷模；后喻文化中，年轻人获得了新的权威，使得长辈需要反过来向晚辈学习。
按照米德的观点，并喻文化发生在前喻文化崩溃之际，诸如战争、移民等原因导致文化连续性被破坏，在青年社会化过程中可以作为行为楷模和文化来源的前辈缺乏，于是那些在相同年龄阶段或同等社会层次上出类拔萃的伙伴便成为了良师益友。而到了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变迁急剧加速的年代，长辈不仅不再是事事精通的行家里手，甚至对新事物新文化的学习适应也变得相对迟缓笨拙，而年轻一代较少受到习俗的约束、陈规的羁绊，凭借着年富力强的青春优势，在某些方面具备了晓喻前辈的资格能力。至此，人类社会便进入后喻文化时代。
米德的理论过于强调文化传递过程中的间断性和代际冲突的不可调和性，对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始终不可或缺的“前喻文化”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够，曾遭致过尖锐的批评。但她提出的“三喻”文化思想不仅对代际冲突做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也为思想教育工作者提升工作效果提供了借鉴。
四、新媒体时代的后喻文化特征
从米德《文化与承诺》一书中，笔者发现后喻文化理论提出的诸多社会背景，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移民潮、电子革命、计算机、人造卫星上天等，现如今除了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外（但是人类战争破坏力大为增强却是不争的事实），其他特征都更加显著。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今高度发达的互联网的雏形——阿帕网（Arpanet）正是《文化与承诺》出版的前一年（1969年）研制出来的。所以米德提出后喻文化理论四十余年后的今天，这一理论的生命力和解释力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显著增强了。
文化传递会随着媒体形态的改变和功能的演进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当今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呈现出的便是更加显著的后喻文化特征。
（一）长辈文化权威性进一步遭遇消解
当代依托计算机和互联网推出的多种媒体表现形式，对于信息的存储、传输、搜索、统计、分析、提取等都较之书籍、电视等传统媒体更加快捷有效而且成本低廉，因而极大拓展了年轻一代获取文化知识的途径和范围。年轻一代知识经验中直接来自老师或父母等长辈的比重日益降低。现实中，遇到问题“百度一下”，而非首先查阅书籍、请教老师，已经成为许多年轻人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方式。
尽管从计算机网络获取的知识不一定正确、可靠，且网上的知识也可能最终来自于不认识的前辈，但这种向媒体获取知识的现象已经对长辈文化权威形成一股极大的消解力量。一旦权威性受到削弱，长辈试图通过前喻文化里的那套规范方法对年轻一代施加影响的效力也随之降低。
（二）年轻一代“文化反哺”能力增强
年长一代由于时代的局限，头脑中的知识积累受到条框的约束，使得他们安于现状，反对变革，缺乏年轻人对新鲜事物的强烈关注，对时代变迁的适应能力较弱。与此同时，新兴媒体的传播特性契合了年轻人的年龄优势，迎合了他们的兴趣习惯，增长了年轻一代对长辈进行“文化反哺”的能力，由晚辈帮助长辈适应时代发展变革的“反向社会化”现象的频繁发生，正体现了后喻文化的典型特征。
（三）同辈群体的影响更加深远
同辈群体影响个人成长发展的现象始终存在于各个时代，但在新媒体时代以前，这种影响范围十分有限。进入新媒体时代后，活跃在互联网上的全球年轻人都可以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的同辈群体圈，实时在线翻译功能足以帮助年轻人冲破语言障碍。符合年轻人心理需求特点的思想观念、话语体系得以迅速传播。现实中，层出不穷的网络用语让年轻人乐此不疲，却让许多长辈不知所云的现象早已屡见不鲜。
究其原因，关键在于新媒体时代实现了“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这种分众传播特性极大地延展了年轻人的同辈群体圈子。如若长辈不愿介入或是无力介入这个圈子，必然进一步降低对年轻一代的影响力。
五、对思想教育的启示
媒体在传递信息、传播文化中的“ 先天优势”，使得教育活动始终极力寻求所处时代的各种媒体技术支持。当媒体被用于传递教育信息时，便具备了教育的功效。新媒体时代的教育活动，依旧保持了前喻文化、并喻文化的特征，但是其后喻文化特征却较之传统媒体时代更加显著。
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其特殊性使其较之其他专业教育更加离不开媒体技术的支持。现如今思想教育的内容和成效深受整个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如若放弃了计算机和互联网，仅依托传统的教育教学手段和媒体形态，就很有可能事倍功半。在新媒体时代，思想教育绝不能忽视后喻文化特征的启示。
（一）自觉摒弃思想教育中的权威主义倾向
新媒体时代的后喻文化特征使得施教者文化权威遭遇挑战和削弱，但这绝不意味着施教者的文化权威就无足轻重了。如果无视或否认长辈文化权威、知识积累和教育教诲的极端重要性，那么人类就很有可能像涂尔干说的那样“跌至动物的水平”。
由此看来，我们应当反对和摒弃的不是教育者的文化权威，而是师生关系中的权威主义思想。师生关系中的权威主义是指教师具有绝对的权力和不容置疑的威信，并要求学生永远处于被支配和服从的地位。新媒体时代的思想教育工作者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思想教育重视以社会为参照点来引导教育学生，强调采用统一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去影响改变学生，因而容易诱发处于思想道德制高点的施教者出现权威主义的错误倾向，也容易导致一些原本无可厚非的教育方式和内容被学生误读为权威主义。因此只有自觉摒弃思想教育工作中的权威主义倾向，营造和谐友好的良性互动氛围，才能促使思想教育工作更为学生接受。
（二）警惕学生管理中的专制主义作风
作为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学生管理不仅具有教育工作的特点，同时也具备行政管理的诸多特征。因此思想教育工作应当警惕行政管理专制主义作风的影响。对教育民主思想在学生管理工作的充分应用形成正确认识，如规章制度的集思广益、班团干部的民主竞选、奖助学金评选的公正透明，这些都有助于提升学生管理工作的民主化程度，提高学生的认可度和参与度，并与其他思想教育方式形成有效合力，共同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需要指出的是，新媒体时代利用计算机、互联网来征集意见建议、发布公示通知、开展调查研究等较之使用传统媒体更加快捷有效。同时一些不民主、反民主的学生管理举措也有可能凭借互联网传播特性，在学生同辈群体中迅速转播，给思想教育工作带来不利的舆论环境。因此，思想教育工作者们在警惕专制主义作风的同时，也应当重视对促进学生管理民主化的监督职能的履行。
（三）及时了解新媒体功能特性，系统提升校园传媒文化感召力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载体和形式层出不穷。思想教育工作者应当与时俱进，及时熟悉新兴媒体的各种表现形式和功能特性，主动将其运用到教育工作中。实践证明，运用论坛、微博、社交网络（如人人网）了解学生兴趣喜好、思想动态、话语体系的工作思路是行之有效的。
虽然传统媒体在实效性、互动性、分众性等方面不如新媒体，但是在传播内容的权威性、深度性、系统性等方面却较之新媒体更具优势。因此，在充分肯定新媒体功能效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诸如校报校刊、校园广播、校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重要价值。
面对新媒体的挑战，传统校园传媒绝不可坐以待毙，让其成为传统媒体的“掘墓人”，而应当主动出击，为传统媒体插上信息时代持续飞翔的“翅膀”。这就要求思想教育工作者们深刻认识新旧媒体的功能特性，合理扬弃新旧媒体的优缺点，理性思考新旧媒体优化组合、整合运用的方式方法，实现系统提升校园传媒对学生的思想吸引力和文化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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